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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文化与科技、文化与百业融合不断加深,文化形态越发繁复,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文化智库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也更加凸显。以文旅部为例,文旅部在决策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文化智库的作用。近些年来,先后成立了公共文化服务专家委员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专家委员会、文化节庆专家委员会等,吸收文化智库深度参与文旅领域重大政策和规划制定。此外,“十四五”时期,文旅部还面向社会遴选了40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这些基地承担着收集信息和数据、提供咨询建议的任务,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民间文化智库的崛起是“十四五”时期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腾讯研究院等联合实施的“探元计划”,通过前沿数字技术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探索“文化+科技”的创新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又如,北京观恒文化发展研究院是一家由北京市文旅局主管的民非研究机构。该研究院先后参与了文旅部“十三五”“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发挥了民营研究机构决策咨询的作用。
张铮:面向未来,文化智库的挑战还有不少:其一,咨政的能力仍有待提高。集中体现在对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要把握得更加精准,研究视角要更为前瞻,对政策工具和治理体系的理解要更加深入。这样才能提出真正高水平、有见地、能实施的政策建议。其二,咨政的科学性仍有不足。集中体现在科学的政策分析工具普及性不足,新型研究方法对决策参考的支撑能力仍欠缺,各智库之间的协同也还不够紧密。其三,从学理研究到智库研究再到政策设计的转化通道存在一些梗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评指挥棒对智库研究关注不够,专职学术工作者与政府部门衔接比较少、挂职机制不太完备。其四,文化智库参与国际智库界和学术界的话语争夺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还有欠缺,文化智库产出的原创性思想还不够多,对全球思想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五,智库专家的媒介素养和媒体应用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能够在全球媒体高水平发声、利用各类现代媒介解读我国的战略、政策与核心观点的专家队伍仍有待继续扩充。其六,政府部门与智库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理顺,应建立更加高效、合理、科学、规范的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协同关系,加大对智库机构开展高水平智库研究的支持力度。
傅才武:面向“十五五”以及建设文化强国长期目标,第一,需要强化顶层设计,进一步整合智库资源,建立“政府—高校—企业”协同机制,强化智库市场化运作能力;通过设立文化智库专项基金,优化智库人才激励机制,推动智库机构的研究范式从“理论阐释”向“问题导向”转型。第二,推进文化智库建设,当务之急是打造专业化研究团队。一些智库或可突破已有的体制约束和学科框架,但专业化团队建设却非一日之功。要在合理配置传统基础型人才资源的基础上,引进吸收行业型研究人才和复合型文化人才,优化智库团队的专业结构和能力结构。第三,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建立国际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完善政府机关、高校科研单位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搭建中外智库联合研究平台,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智库的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线.以新兴技术提升研究效能
一是提升数据化思维。在数字时代,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洞察问题、明晰趋势,提供更精确的决策。就文化智库来说,一方面可以整理自有的资料数据和项目成果成为特色数据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舆情监测、统计数据等海量数据,提升精准辅助决策的能力。有条件的智库还可以运用这些特色资源来训练垂直类大模型,进一步提升数据价值。二是提升人机协作能力。与人类研究者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跨领域的信息整合能力,能够组合不同领域的知识产生新的见解,提出许多人类研究者未曾关注过的新视角。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的数据收集、外文翻译、图表制作等工作,能够使研究者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时间从事更为复杂的创造性思考。因此,文化智库利用知识储备和专业视野,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与AI共同寻求答案,将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全面影响着各个学科的发展路径,也深刻变革了智库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手段。文化智库亟须进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创新,用跨学科协作和全球化视野,搭建理论引领、数据驱动、智慧研判、综合决策的新型智库研究体系。首先,建立能够适应各细分领域发展的从战略到战术的理论方法,针对我国文化智库建立分类指导、分类发展的垂直功能划分,提升理论原创能力。其次,构建覆盖全域文化政策、规划与效益的大数据智慧平台。面向文化智库开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立覆盖“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市”的三级政策、规划和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发展的大数据体系,建立国家级文化消费行为数据采集机制和分地区、分行业案例库,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科学评估体系,部署自主知识产权垂类大模型,利用AIGC技术自动生成研究报告、政策建议,显著提升研究效率。最后,推动跨学科、跨文化数据库共建机制,在确保文化安全基础上建立文化智库与其他学科智库的数据授权机制,通过API接口实现数据互操作。总结来看,推动新兴技术赋能文化智库研究可以从技术上促进技术会聚,从方法上推动数据密集型文化分析方法创新,从制度上搭建平衡安全与开放、符合数据伦理与规范的“实时感知—智能决策—动态反馈”的研究闭环。
李刚:习指出:“文化创造核心在人。”育才、储才和用才是文化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在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中,文化智库可以做的工作很多。一方面,像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的机构,本身就有完整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是文化人才培养的重镇。另一方面,文化智库也是文化人才大显身手的场景。文化创造重在实践,而部分高校艺术和文化学科在人才培养上过于重视学理,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难免会存在曲高和寡、眼高手低的问题,而文化智库天生具备实践基因,更接地气。智库的实践基因和高校文化学科的学理基因互为表里、体用合一,这样培养出的文化人才理论基础好、动手能力强、创造力才旺盛。高水平文化人才不是评选出来的,而是在文化创造实践中冒出来的,文化人才不等于高学历,很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都是实践能力突出的文化创造者。因此,打破“五维”,塑造唯才是举、重在创造的惜才爱才用才生态,才是文化人才诞生的最佳土壤。
祁述裕:一个国家的发展既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文化感召力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随着我国硬实力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前不久,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发布的《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国家软实力排名大幅度提升,从2021年的第八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二位。尽管近些年我国软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但西方国家长期掌握国际文化传播话语权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还有待提升,有理无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多渠道立体式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其中,文化智库责任重大,应自觉承担起引导舆论的责任,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一是提供权威解读。比如,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能》书系在海外引起共鸣和关注。该书系通过一个个故事回应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的热点问题,对于海外读者和专家学者了解中国历史和执政理念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搭建平台,强化议题设置能力。借助北京文化论坛,国内一些知名文化智库从文化与科技融合、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互动、城乡融合发展等多个视角,丰富了城市文化治理的理念和内涵,引起了与会国际嘉宾的浓厚兴趣。三是提出中国方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比如,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智库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等各种交流活动,积极推广“中国方案”,帮助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浓厚兴趣。四是在加强交流和对话中创新话语体系。阐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绿色发展”等中国理念、中国精神。
张铮:在我国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在全球舆论场和文化市场具有越来越高的影响力的时代,我国文化智库在全球文化发展中的可见度、影响力、话语权都需要进一步增强。第一,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三大倡议”等,组织文化智库“走出去”在国外主办或协办各类学术会议,组建“全球南方”各学科学术联盟,联合国际智库机构发布研究报告,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中国国际合作成果。第二,深入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践行精准化、轻巧化传播策略,将“中国想说的”与“受众关注的”进行精准匹配,密切文化智库机构与文化出海企业、全球化平台企业的合作,探索中华美食、中国非遗等具有较强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标识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良性模式,以文化智库的高水平研究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和生活分享短视频、新国潮等优质数字文化内容提供针对性的出海建议和数据导向的效果评估。第三,吸引全球优秀学者加盟我国文化智库,鼓励国内智库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或进行人才国际交流,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跨文化研究人才。
李刚:在中国已经是全球文化事业建设和全球文化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情况下,文化智库面临的已经不单单是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问题,而是要探讨中国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以传统和当代中华文明的能量和营养来滋养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问题。承担这样的重任,当下的文化智库显然还面临本领不足、能力缺乏、综合实力不够等问题。因此,文化智库一方面要更新观念,思考问题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另一方面要增强实力、提高能力、技术赋能,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方面担当排头兵。同时,要加强对文化智库开展国际交流、国际传播、国际会展活动的政策支持力度,精简优化审批审查程序,文化外交、文物外交、图书馆外交、戏剧影视外交才能百花齐放,中华文化影响力自然而然就能在全球范围内润物无声、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