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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寻求契机对美出击，演绎故事传播文化。大家都知道对美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从1991年我开始从事公共外交，常常见缝插针的讲中国故事。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是我在演讲会上，图中是乔治敦大学著名汉学家潘克俊教授。当时准备做中国文化艺术的介绍，所以我准备了很多的资料。但是在我谈中国文化艺术的时候，发现下面的听众都是一些学中文的年轻的准外交官，20来岁。他们好像不满足于我讲中国文化，他们不断的举手打断我的演讲，提出一些问题。我发现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全部是与中国现今状况有关的。我马上明白了，这群“准外交官”毕业以后，都将奔赴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或者是去美国在华语地区的外交机构任职，其渴望知悉当今中国社会现状的心情十分迫切。[2015-04-23 15:47:49]

　　我将自己长期新闻实践所积累的信息，以个性化的经历和见解进行整合，演义成具有生动画面的演讲。这些准外交官很感兴趣，提问和掌声交替出现。当时担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副社长周锡生当天就写了一篇通讯，《余熙：用精湛的中国文化艺术感染了美国听众》。在这里特别提到我向美国准外交官介绍中国情况的内容，以及他们强烈的反映。他说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美国外交部官们饶有兴趣的不断提问，并对余熙出色的演讲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美国著名汉学家、乔治敦大学历史学教授潘克俊先生评价余熙的演讲是对中国当代文化的一次成功介绍，演讲生动而具有说服力。一些即将前往中国任职的美国外交官在演讲结束后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围着余熙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细节。[2015-04-23 15:52:15]

　　2014年我在匹兹堡、芝加哥和旧金山分别做了三次演讲会，均是针对美国的某些主流媒体涉华负面舆情进行了澄清。这篇文章，BBC的报道《请看中国怎样愚弄世界》，我们新闻界的很多都知道，里面有一些观点是值得探讨的，但有些观点是偏颇的，而某些史实和数据是错误的，所引用的很多例证是关于武汉这个城市市政府举债建设的情况，而恰恰我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我觉得面对美国媒体介绍中国时，对我们的前景有一种模糊不清，甚至是有意曲解的认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媒体人在美国，这个时候应该有所作为。于是我找到了中国驻芝加哥和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及匹兹堡大学，就消除媒体的负面舆情做了一些工作。通过努力，这三场演讲会都得以举办。[2015-04-23 15:56:28]

　　下面的例子，是我讲中国故事促成冰岛·中国文化节。2005年我自费访问冰岛，接受了冰岛共和国总统奥拉维尔·格里姆松先生的邀请，到他的官邸做客。因为冰岛法律规定，冰岛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客机登陆冰岛，外国人要进入冰岛必须在欧洲转乘到冰岛的飞机，这样飞机的价格很高。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对格里姆松总统讲述了中国的璀璨文化，中国的京剧、杂技、水墨画等等。我谈到，这样璀璨的艺术文化积淀，如果冰岛人民无缘相见，是很大的遗憾。冰岛人民如果有机会欣赏、领略中国的文化艺术，将会是永远的幸运。我以中国公民身份游说总统同意支持在冰岛举办中国文化节。但希望冰岛最好能够全额承担相关费用……总统对我的建议似感意外但依然十分欣赏，表示愿意考虑。[2015-04-23 16:19:40]

　　2012年3月，我到印度采访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印度人对中国人了解非常有限，看起来中印是距离很近的邻邦，但是在两国之间横亘着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把两国的文化或者信息都阻截的很厉害。我觉得我有必要在印度举办演讲会，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于是我通过中国大使馆联系到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也是印度最好的一所大学。这里有一个汉学家，是有友好人士，当他得知要去做演讲的时候非常高兴。后来我听说印度还有一个学校是位于西孟加拉邦的泰戈尔国际学院，靠近亚洲，离新德里非常远，我就自费去。大家知道印度的路都是坑坑洼洼的，颠簸不平。我去了以后发现来了有一二百人，他们都是将来从事印中关系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因此让他们多一些了解真正的中国，对他们客观掌握中国的情况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决定要好好的向他们传播中国的文化，讲讲今天的中国。[2015-04-23 16:35:45]

　　去了以后，他们的院长是一个博士，很高兴地把我带到他们的收藏室，打开一个破旧的柜子，拿出一本大画册，画册里面有两个字“中国”。他说中国总理周恩来到印度访问时留下来的。于是他一页一页地打开，拿出其中一页，是周恩来亲笔用毛笔写的，“赠给印度国际大学”。他把这个递到我手里，周恩来亲笔写的纸我还是第一次在印度拿到。此前我只在博物馆里面看到过周恩来总理的真迹。他带我到一个很大的会议室，所有学生都静候在那里等我演讲。我一直走到礼堂门口都没有听到一点声音。原来泰戈尔当年在这里授课的习惯，是让脱掉鞋子、盘着腿坐在地上来讲课；他们说也希望我这样，我说没有问题。尽管我个子很高也不从来不习惯盘腿打坐，但是我仍旧这样做了。[2015-04-23 16:39:36]

　　我在保加利亚的活动也得到政界的高度支持。这是保加利亚总统，他觉得中国人在保加利亚利用民间方式开展公共外交是比较成功的活动。他对于我在中国出版的关于保加利亚书也印象很深刻。我在1994年去过保加利亚。前两天，我在百度上搜到人民网的文章，用了这样一段话做了深情的回顾，“在访问保加利亚的重要客人中，有一位中国记者、作家、画家、摄影家，曾作为报国舍家的座上宾，访问保加利亚记者协会和作家协会，他要写一本关于保加利亚的书。”我看完心头一热，我认为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留下痕迹。尽管我在保加利亚只停留了一个月，但是16年以后保加利亚的文化部长对我那次访问仍然清晰的记得。我会继续利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和世界各国人们的交流。[2015-04-23 17:10:11]

　　说一下乌拉圭。中国对乌拉圭可能就是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苏牙”（苏亚雷斯）。另一个是最近网络上有一个热帖，世界最穷的总统。他自从上任以后每个月都捐出一万美金的90%，给慈善机构，而且这个人非常仁慈、很友善。这个人不是别人，是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穆希卡非常喜欢倾听中国故事，我和他谈过一个多小时，我给他带的礼品是普洱茶，他非常感兴趣，一点点的观察。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普及了一点点中国茶文化的知识。在乌拉圭，我得到了乌拉圭政府的支持，获得好几次很重要的演讲机会讲述中国故事。其中一次是乌拉圭的扶轮社，这是我在扶轮社的一个演讲现场。他们选择的地点像一个宫殿一样，仅次于国会大厦。我还在社会发展部，讲了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社会保障当中的一些问题。从乌拉圭回来以后，我出版了《约会乌拉圭》这本书。[2015-04-23 17:16:09]

　　除了面对面进行讲述，我还利用记者这样一个身份，争取到了在德国的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开辟专栏的机会。德国的不莱梅日报，是涵盖整个不莱梅州的。不莱梅日报的老总约翰·克劳斯说到希望多了解一点在德国的中国人情况。他是无意之中提到的，我当时就说我是来办画展的，但是我也是一个记者，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采访在不莱梅的中国人，写他们的故事，并且在你们的报纸上进行发表。他同意了。我们确定的主题是中国人在不莱梅的故事。大家看到这五篇的版面就是我在这里采写的五方面中国人的情况。1995年8月9日-8月14日，德国主流媒体不莱梅日报发表余熙采写的新闻专栏系列报道《中国人在不莱梅的故事》：之一《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去餐饮》、之二《贸易带来更多金钱》、之三《中国留德学生的心曲》、之四《让我们回归安宁》、之五《我们正在架设桥梁》。让我很感动的是，在文章发表之后，参考消息刊登了这个系列报道，题目是“中国留德学生的心曲”是深度报道当中的唯一的一篇。[2015-04-23 17:36:08]

　　我去韩国清州博物馆的时候，韩国大邱电视台正在拍宣传片。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主动问我，这个博物馆是韩国铸铁造字博物馆，现在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你怎么看？我觉得他们是对中国文化不了解，于是我很礼貌很清晰地跟他们说关于中国的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有两种，一种是泥字和木头的，这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以后，三百年以后你们有一个金属活字。这都不错，但是它是不同的质地、不同的介质，不能混为一谈。因此不能说活字印刷就是韩国的。他听了以后当时没做反应，后来找我们，问能不能正式采访，想把你的观点报道出来。我说好啊，于是我从头一点点的跟他们讲，讲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的故事。[2015-04-23 18:32:01]

　　谢谢余熙的精采讲座，听了以后也感到很受启发，也很受教育。余熙虽然不是专门从事对外报道的记者，但他取得经验非常难得和可贵。习要求新闻工作者要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如何讲好故事的关键是讲什么，怎么讲、怎么讲得好。余熙在讲座中都提到了这几方面的内容，给我们以很好的启迪，对我们做好国内国外报道都很有帮助。接下来我们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环节。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刚才收到两个条子，我想先把机会给这两位记者。第一个问题，您在国外演讲的内容涉及中国古代与现代的文化艺术，政治与社会情况，可谓庞杂而丰富，你是如何加强个人修养？第二个问题，你开展公共外交20多年，您认为这20多年外国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了解有所变化吗？体现在哪儿？[2015-04-23 18:36:27]

　　为什么要这样？如果我们想让世界知道我们，除了依靠官方、政府的主流力量以外，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肩负这样的责任。我在西方认识了那么多西方人，他们表现自己国家的文化，是那么地自然、亲切，而且让我心有所感，让我心悦诚服的认同。我在写《走向阿尔卑斯》的时候，共有46万字。我写了大量的故事，以及对故事的理解。这些西方人的不像我们富起来的人那样有一种优越感。浅薄之人确实有，但是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就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文化的流露，他们的流露出来这些东西能够让你感到亲切，感到朋友的价值，感到对我们有启发，愿意加以借鉴，套用后来的词就是“文化的软实力”。既然西方能够有文化软实力来打动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中国的软文化来打动他们，剪纸等等不足以体现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是情操、理念。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愿意做。而且我做的时候有很多宽慰，源于对方接受我的付出时他的反应。对我来讲，打动我心灵中最敏感、最脆弱的，或者是最有意思的那根弦，同样在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被不断地拨动，这是我的一个动因。[2015-04-23 19:15:44]

　　我去过60多个国家，觉得哪里都好，我不说花园之国瑞士，包括我最近写的阿根廷的书，那里的冰川，还有靠近玻利维亚当地的印加人的那种纯朴，还有亚马逊河我钓食人鱼的那种快感。但这些并不真正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倒是在人文领域，很多动人心魄的方面我留下的很深的印象。比如说印度，印度是很多中国人多有垢病的国家，这都是偏见。印度我去了一个半月，其中在孟买北部一个叫阿旃陀的地方，比我们敦煌的雕塑还好。你一旦置身于印度的阿旃陀石窟，你会觉得人类的伟大，真的是伟大。一千年以前人类文明那么璀璨，熠熠闪光，人站在那个地方就感到我们很渺小，像这样一些地方是我最喜欢去的。如果要推荐这是我要推荐的。[2015-04-23 19:19:57]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身边不是缺乏交流的机会，而是缺乏交流的热情。长江日报有一个英文报纸叫长江周末，为了英语的地道，我们就把在武汉江汉大学访问的牙买加女士，中文名叫金伯利，每个星期聘来两天做英文校对。她来了很多次，后来有一次她偶然得知我在长江日报，她很激动，为什么？我写过一本牙买加的书，《约会牙买加》。那天她通过我们的一个同事找到我，说想来拜访我跟我合影。第二天金伯利画了一个很浓的妆，怯生生走到我的办公室，拿出一个的绶带，是牙买加选美小姐。这时候我就在想，牙买加国家小姐在我们这儿，是否可以交流一下。我问她牙买加有多少人在武汉，她说有7人，平时有来往，每个星期六在一起聚会。后来我说，能不能搞一个牙买加人的中国故事。后来她找来了5个牙买加人，讲了5个关于武汉很有趣的故事，怎么吃热干面、警察怎么把他送回家、甚至的士司机讲英语。有多少文学价值不一定，但是帮助在武汉的小群体了解我们，然后反帮我们自己。武汉市委宣传部搞了一个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活动，在武汉市民之家，我们几个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它是很简单、很快速的，不要你花钱，也不要你动用什么资源，你要有这个心、有这个兴趣就可以去做。[2015-04-23 19:35:21]